我记得的第一部电影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拿着一根马鞭跳来跳去，穿林海过雪原，深入虎穴，唱个没完。呼和浩特中药厂的黑白电视机很小，可能只有九英寸。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电视，我大概五岁，兴奋那是当然。呼市一家电影院，可能是我记得的第一家电影院。我和父亲坐在楼厢。我们看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彩色宽银幕。地主很坏，贫农小姐妹很可怜，我只记得这个。等我稍大，我才知道这部电影让中国观众（尤其女观众）哭成泪人。他们下一次哭成泪人，该是1980年代那部台湾煽情片《世上只有妈妈好》。
（资料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1972年）剧照）
我在呼市住了十个月，吃过一次米饭，又白又香。看电影的次数，比吃米饭多不了几回。小男孩都爱画画。电影院我百画不厌。构图单调，永远一幅银幕（有时宽有时窄），排排座椅和人头，一束白光由下至上射到银幕上（我居然晓得透视）。父亲大概专门带我看过放映间，我也爱画放映机和白光射出的神秘小窗口。
电视机是另一大画题：边角椭圆的屏幕，甲虫似的两根天线。我是吃得饱穿得暖的新中国儿童。不论银幕还是屏幕，我爱画上一个天安门，城楼上方闪着金光。暗无天日这个成语，很小我就学会。电影中（还有连环画里）的旧社会总是阴天，穷人骨瘦如柴，地主脑满肠肥。
革命样板戏无处不在。我跟祖母住在上池北街小院堂屋。站上祖母大床，我爱模仿《沙家浜》的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头上一顶军帽，手里一枝木头驳壳枪，腰缠一根皮带，我的面前就是芦苇荡；红光满面的英雄站在船头，一边唱一边亮相，大人一阵喝彩。堂屋后面，厨房横梁悬了一个竹篮，扑满灰尘油污。有天，祖母用晾衣钩把竹篮取下来找东西。一册残破的电影连环画让我欢喜。隔壁二婆婆颤着小脚过来：“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封建糟粕。”越剧版的封建糟粕我翻了又翻，稀奇那些古装。我也爱翻祖母鞋样，她用文革前的电影画报剪成：苏联电影剧照残缺不全，赫鲁晓夫少了一条胳膊。
（资料图：电影《沙家浜》（1971年）截图）
“封资修”都已打倒。“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不论学生专场还是露天电影，正片之前常有《新闻简报》。这是银幕版《新闻联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会见外宾。红太阳一上镜头，观众就会鼓掌。眼光凶狠的革命后代潘冬子砍死阶级敌人胡汉三，观众也会鼓掌。
上池北街附近几个大单位都有礼堂，也放露天电影。生产军用被服的502厂稍远，省邮电管理局和省公安厅最近。吃过晚饭，我会跟着邻居伍大郎或小明叔叔，抬着高板凳去公安厅或邮电管理局的篮球场占位子。《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我们看了无数遍。有天晚上还是《南征北战》，放了一半下起雨来。银幕淋湿，还有不少观众撑着雨伞披着雨衣在看。愚昧也会快乐。
很多年后，我明白这些电影都是垃圾；想起它们，或在街头偶然听到它们的主题歌与插曲，我只有厌恶。看电影的记忆，若有珍贵之处，那也只是我对电影和电影院的着迷。但我慢慢长大，不再把电影院画个没完。
有一年，父亲回来探亲，带我和祖母去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看刚刚上映的《青松岭》。新片向来紧俏。走到电影院，父亲指着售票窗口说：“没票了。我们只有回去。”我急得快哭，哪晓得父亲逗我，票早买了。上池北街谁家都没电视机。郭叔叔住在院子门口靠街，借了一台黑白大电视回来。天还没黑，左邻右舍已在院内摆好架势，附近街上也有居民来凑热闹。电视就快开播，治保主任和街道积极分子来打招呼，不准在院里聚众放电视。有人眼红，打了郭叔叔的小报告。大家只好散去。
1976年后，“文革”前的电影重新上映。《南征北战》回归《孟良崮之战》，《英雄儿女》回归《上甘岭》，《闪闪的红星》回归《小兵张嘎》，虽然换汤不换药。每天都像电影节。邮电管理局礼堂水泄不通，公安厅的露天电影人头涌涌。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也能看到，虽然只限左翼电影；旧社会原来不是每天阴天。除了苏联电影，还有“进步”的欧美电影。我和几个同学跑去四川医学院礼堂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刘三姐》和印度电影《流浪者》重映时，邮电管理局礼堂门口，乱得就像后来的春运火车站。隔壁易孃孃在邮电管理局当保管，不管座票站票，总能拿到几张电影票。不是每次我都有份。有时，易孃孃会把我带进礼堂，她认识管理局保卫处的干事。
这些电影仍然“干净”。要到日本电影周，万恶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开始腐蚀中国观众。《望乡》拍的是南洋日本妓女的悲惨遭遇。最初上映，妓院场面据说很少删剪。我和小明叔叔跑去四川电影院，售票窗口一片疯狂，人挤人，人叠人，根本挤不进去。没过几天，《望乡》暂停上映。等到重映，电影已很“干净”。对着一列大日本帝国海军，妓院老板吼着“五块钱五块钱”，但你接下来什么也没看到（很多年后，我买来《望乡》影碟，补看了那几分钟肉戏）。
（资料图：电影《望乡》（1974年）截图）
土耳其电影《除霸雪恨》引来另一轮疯狂，没过几天，也跟《望乡》一样暂停上映。重映版还能看到身穿比基尼的丰满少妇，强暴一场却被剪掉。但是大小观众仍然兴奋。“五块钱五块钱！”回到学校，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纷纷学着，蒙昧而快乐。
伍大郎家在我们院里最先买了电视机：九英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我很高兴，就像自家买的。电视不如电影过瘾，但有音乐会、电视剧和电影院看不到的最新译制片。伍家订的《四川广播电视报》我读得仔细，每周要看的节目我都用笔做了记号。1982年，我父亲从呼市回成都定居。他爱听广播，订了省市广播电视报，还订(tbc是什么意思？游戏魔兽世界的“燃烧的远征（World of Warcraft: The Burning Crusade），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对叔丁基邻苯二酚（p-tert-butylcatechol），简称TBC；波音公司（The Boeing Company）。)了《中央广播电视报》。父亲没我随便，要有想看的节目才去伍家。他想看的也是我想看的：古典音乐会，电视剧《大卫·科波菲尔》和《约翰·克里斯多夫》……伍大郎的父母大伯伯易孃孃没什么文化，但是只要我们想看，都会主随客便。节目要是好，父亲看完总是冒出两个字：“绝了。”但他开始频繁醉酒，看到一半常常走掉，借口上公厕，然后醉卧街头；他错过不少他想看的节目。
电影院、放映机和电视机在我眼中不再神秘，我真正迷上电影，尤其只能从杂志上读到的电影：《野草莓》《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汉娜姐妹》……我凭直觉知道，它们跟《黑三角》《甜蜜的事业》和《庐山恋》不一样。找祖母要来零花钱，我去总府街邮局门口，从专卖紧俏杂志的黄牛那里高价买过《电影作品》和《世界电影》。
高中毕业，我和同学去锦城艺术宫看了美国电影《猎鹿人》，没有我现在觉得肉麻的配音，只有正体中文字幕（拷贝来自香港），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内部观摩片”。伍大郎家要到后来才换彩电。我也站在502厂工人俱乐部对面的小广场，看完了日产大彩电播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有一阵子，我甚至想写电影剧本（每次只写了一个开头）。现在想来，这只是闭塞国度偏远省城一个文学少年的白日梦，跟我儿时模仿样板戏英雄郭建光一样可笑。我还有很多电影要看。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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