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1934年与梅志结婚。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从事抗战文艺活动。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其著作有诗集《野花与箭》、《为祖国而歌》、《时间开始了》，文艺评论集《文艺笔谈》、《密云期风习小记》、《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等。
《时间开始了·欢乐颂》（节选）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
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
掌声和呼声静下来了
这会场
静下来了
好像是风浪停息了的海
只有微波在动荡而过
只有微风在吹拂而过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掌声爆发了起来
乐声奔涌了出来
灯光放射了开来
礼炮象大交响乐的鼓声
“咚！咚！咚！”地轰响了进来
这会场
一瞬间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
一片声浪的海
一片光带的海
一片声浪和光带交错着的
欢跃的生命的海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拳头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河流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在向着自己
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布：
让带着泥沙的流到这里来
让浮着血污的流到这里来
让沾着尸臭的流到这里来
让千千万万的清流流到这里来
也让千千万万的浊流流到这里来
………………………………
王若水点评：
《时间开始了》是诗人胡风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后改名为《英雄谱》）和《又一个欢乐颂》（后改名为《胜利颂》）五个乐章交响乐式的结构，共4600余行。《欢乐颂》写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的欢乐场景，表达了欢呼祖国解放、歌颂毛泽东的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展现了革命艰苦卓越的历程。《光荣赞》以李秀真、戎冠秀、李凤莲、诗人的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贫穷和苦难，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质朴、纯真、谦逊、献身的美德。《青春曲》借小草、雪花，抒发了对党、对年轻的共和国、对新生活的挚爱和感恩之情。《英雄谱》由诗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深情怀念杨超、扶国权、苑希俨、丘东平等几位烈士，以及引导自己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的小林多喜二、鲁迅等师长，歌颂了英雄们为人民、为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胜利颂》是诗人参加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时的情感抒写，热情歌颂了共和国的成立，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劳动、战斗和创造，也是献给毛泽东的又一曲颂歌。《时间开始了》首发于1949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采用五四以来的自由新诗体，为当代“颂歌”的代表作。
诗歌虽然热烈歌颂了新中国的新时代。但由于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当时的革命文艺理论有所差别，以及诸多的历史原因，作品在发表后受到批判，其后竟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地特大冤假案错案。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革命文艺队伍——上海左翼文学界内部就出现了一场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当时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首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派出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其实在“两个口号”提出之前，上海左翼文艺界内部即已形成了胡风派和周扬派，而且二人之间的分歧已激化而公开了。所以胡风撰文的新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周扬一方的抵制和反对。引发了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论争随着文艺界建立起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终结。
抗日战争时期，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坚决维护五四新文学，他批评了包括郭沫若、潘梓年、艾思奇、胡绳、何其芳、张庚等等许多人，尤其是赵纪彬。胡风所要反对的是赵纪彬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1942年后，胡风的文艺理论已经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理论有了巨大的分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时间开始了”，当时共产党宣传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1956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的）。这给了知识分子们充分的想象空间。1949年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开始了与新政权的合作。诗人胡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出于对新政权的欢呼，胡风创作这部政治抒情诗。
同时，诗人胡风创作这样一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敏感的胡风已经受到来自中共具体领导下的有计划的对其文艺理论的批判，被认为是“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去曲解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针”，而且从茅盾在1949年7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他的批判来看，他似乎很难从理论角度来为自己作有效的辩护。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创作来证明他的理论究竟是否有利于新的政权建设，知识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究竟能否与新的政权的要求达到一致。《时间开始了》就是一个努力，他用夸张的热情歌颂毛泽东主席，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理论与时代的同一性。11月20日，《欢乐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音乐家盛家伦给胡风打来电话，说正着手把《欢乐颂》谱成交响乐，分四个乐章，要演奏一小时以上。《欢乐颂》还被译成俄文，刊登在苏联的《十月》杂志上。1949年11月27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来访，肯定胡风“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
胡风在写作中采用了他最喜爱的自由新诗体。当时，以顺口溜或新格律为基础的“民歌体”极度盛行，而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体新诗，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排斥。随着组诗《时间开始了》的陆续发表，胡风也开始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在王亚平给胡风贺信的时间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写了一篇名为《诗人的立场问题》一文，针对组诗第五乐章《胜利颂》中将毛泽东主席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批评胡风“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袁水拍在《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中，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这种夸大口气同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胡风的诗里有“牢骚”，沙鸥则说诗里有“色情”，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文艺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对胡风的评判完全是一面倒的情况。这也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的典型反应。胡风和一些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矛盾日趋尖锐，交锋不可避免。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胡风派成员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6月8日转载该文，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同年12月，文艺界部分同志和胡风举行过几次座谈讨论会，对他进行帮助。胡风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在根本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随后，《文艺报》1953年第2、3期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多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上报党中央。其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对林、何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并在《作为参考的建议》中，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提出了意见。“三十万言书”成为“胡风事件”的直接导(云南的简称：云南的简称为滇。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省会城市是昆明，东部和贵州、广西为邻。)火索，被认为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195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将党中央转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印成专册，随《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按照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1955年1月26日)的要求，中国作协于2月又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全面的彻底的批判。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都加有说明性质的“编者按”。从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所谓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敌我斗争，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问题的争论也就随之中断。胡风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于1979年获释。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1986年胡风追悼会上胡风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是第二次平反。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平反文件指出：关于胡风问题的所谓批判，不仅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极不民主的。胡风文艺思想系统中，固然包含着个别片面的东西，但深寓着可以发人深思的、以往为我们许多同志所忽视的一系列独特见解。尤其关于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艺术规律等问题的探索，在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现在看来也还是相当深刻的。正如《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所述：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为祖国而歌》
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
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
是我的祖国
是我底受难的祖国！
在祖国
忍受着面色的痉挛
和呼吸喘促
以及茫茫的亚细亚的黑夜，
如暴风雨下的树群
我们成长了
为有明天
为了抖去苦痛和侮辱的重载
朝阳似地
绿草似地
生活会笑
祖国呵
你的儿女们
歌唱在你的大地上面
战斗在你的大地上面
喋血在你的大地上面
在卢沟桥
在南口
在黄浦江
在敌人的铁蹄所到的一切地方，
迎着枪声炮声炸弹声地呼啸--
祖国呵
为了你
为了你的勇敢的儿女们
为有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的感激
我的悲愤
我的热泪
我的也许迸溅在你的土壤上的活血！
人说∶无用的笔呵
把它扔掉好啦。
然而，祖国呵
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
或者一枝枪
在丛山茂林中出没的时候罢
依然要尽情地歌唱
依然要倾听兄弟们的赤诚的歌唱--
迎着铁的风暴
火的风暴
血的风暴
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仇火
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真爱
也歌唱盘结在你古老的灵魂
里的一切死渣和污秽
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重载
为了胜利
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
为了你呵，生我的 养我的
教给我什么是爱，什么是恨的
使我在爱里恨里苦痛的，
辗转于苦痛里
但依然
能够给我希望给我力量的
我的受难的祖国！
李都蔚点评：
这首诗是胡风的代表作之一。1937年8月，中日战争全面暴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在中国的大地，诗人亲眼目睹了敌人在祖国土地上的胡作非为、敌机在中国土地上残暴轰炸，一腔爱国热忱与对敌人的仇恨一齐涌上心头，写下了这首长诗来表白内心的感情，“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仇火”。全诗首先以描述的方式，痛断肝肠记下了面前的所有，而眼前的羞辱激发诗人心坎的呐喊。作为中华儿女，怎能容忍外国侵犯者在祖国的领土上实施暴行、杀害同胞!接着诗人以激愤高昂的情绪，铿锵有力的语气号令中华儿女：在敌人的铁蹄所到一切处所，迎着枪声、炮声、炸弹的呼啸冲锋陷阵，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把“活血”洒在祖国的泥土上。诵读这首诗，好像看到了抗战的战火遍布祖国的河山，看到了中华儿女为了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悲壮情景。全诗形象详细、情绪激昂，诗句明快有力，成为鼓动人们拿起兵器，向敌人讨还血债，捍卫祖国的战斗号角。